一堂好课，是怎么练成的？——一位小学数学老师的课堂观察实录

四月的风还带着些凉意，张屯完小的教室里却热气腾腾。五位老师，五个年级，五节不同的数学课，没有华丽的PPT，没有炫目的动画，有的只是粉笔灰落在讲台上的声音，孩子们举手时略带犹豫的指尖，和老师蹲下来听学生说话时的那句“你再想想，怎么说？”

白主美老师执教的是三年级的“分数的初步认识”。她没直接讲“1/2是什么”，而是发了四张圆形纸片，让每个小组分一分：一块蛋糕，怎么让两个人都觉得公平？有人撕成两半，有人折了又折，有人干脆画了线。她没急着纠正，只是问：“你们觉得这样分，谁吃得更多？”一个孩子说：“我这半边大一点。

”她笑了：“那咱们用尺子量量看？”全班安静下来，盯着尺子上的刻度，突然有人喊：“一样长！”那一刻，不是老师讲明白了，是孩子自己“看见”了。

这节课没用任何教具盒，没播放微课视频，甚至连投影都没开。可下课后，几个孩子围着讲台，还在比划着纸片：“我回家用月饼试了，真的能分平。”

姚春红老师在一年级教“认识图形”。她让孩子们从书包里掏出文具，摆一摆、摸一摸。“铅笔是长的，橡皮是方的，水彩笔是圆柱。”她说得慢，每个词都等孩子跟上。一个男孩把三角尺竖着放，说：“这是山。”她没说“不对”，而是问：“那山尖是点，两边是线，对吗？”孩子点头，全班跟着笑。后来她才说：“这叫三角形。

”没有定义，没有背诵，但孩子记住了。

钱程老师在二年级讲“乘法的初步理解”。她用豆子代替苹果，一排五粒，排四排。孩子们数得满头大汗，有人数到第十七粒就乱了。她不急，让同桌互相帮着数，数完后问：“要是每天吃五粒，四天吃多少？”一个女孩脱口而出：“二十粒。”“你怎么知道？”“我数了四次五。

”她没说“这就是乘法”，只是在黑板上画了四行五点，然后写下一个“×”号。

这些课，没有统一的模板。有的老师话少，有的老师爱走动，有的喜欢让学生上台讲，有的偏爱小组合作。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点：不抢着说答案，而是等孩子自己开口。

督导站的张应辉老师说，他最看重的不是谁的课最“标准”，而是课堂里有没有“真实的学习发生”。他说，有些课听着热闹，孩子举手多，掌声响，但下课后问他们“今天学了什么”，答不上来。真正的学习，是孩子自己能复述、能举例、能举一反三。

杨海亮老师提到的“3223课改”，不是一套新教材，也不是一个新口号。它简单得像一句家常话：一节课，3分钟导入，20分钟学生动起来，2分钟总结，3分钟反馈。听起来像时间表，其实是在提醒老师：别讲太多，让孩子做点什么。

在张屯片区，很多老师开始试着改。以前是“我讲你听”，现在是“你试试看，我看看”。以前是“这题我讲三遍你还不会”，现在是“你哪里卡住了？我们一块儿想想”。

铁广小学的白主美老师，课后没炫耀自己拿了第一名。她只说：“我昨天试了三次，第一次学生没反应，第二次有两人举手，第三次才全班都动起来。”她没说“我成功了”，她说“我看见了变化”。

片区里有些教学点，老师一个人带三个年级，没有教研组，没有录播设备，连粉笔都得省着用。但他们也来听课，坐在最后一排，记笔记，不拍照，不发朋友圈。课后有人问他们收获大吗？他们说：“我回去试试，明天让学生自己讲一遍题。”

教育不是一场表演。它不靠掌声衡量，也不靠奖项定义。一堂好课，是孩子回家后主动跟家长说：“妈，今天我算出了六乘七等于四十二，不是背的，是我画了六行，每行七个点。”

是那个原本不敢举手的孩子，今天把手举高了一点点。

是那个总爱走神的学生，今天盯着纸片看了整整五分钟，然后说：“原来分数就是‘分’出来的。”

是老师蹲下来，听一个孩子磕磕巴巴讲完他的想法，然后轻轻点头，说：“你这个方法，比课本上的还清楚。”

这些，不是评比能评出来的。

它们藏在课间十分钟的对话里，藏在作业本上歪歪扭扭的草稿里，藏在家长不经意的一句“孩子今天回家，自己画图算题了”里。

张屯片区的老师，没说要当名师，也没想拿大奖。他们只是在重复一件事：让课堂慢一点，再慢一点；让学生多说一点，再久一点；让思考，真正发生。

五月，白主美老师要去县里参赛。她没准备花哨的课件，也没找人帮忙排练。她只是把那四张纸片，又多带了两张。她说：“万一学生不够分呢？多备点，总没错。”

教育的真相，往往藏在这些细小的准备里。

不是谁讲得最响，而是谁听得最真。

不是谁的课最完美，而是谁给了孩子，一点自己发现的空间。

这，才是课堂该有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