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6-02-04

我们常常在课后问学生:“今天听懂了吗?”
学生点头,我们便感到心安。考试来临,面对那些“讲过”的题目,学生依然束手无策,我们又陷入困惑。问题出在哪里?或许,从我们拿起课本、开始构思一堂课的那一刻起,重心就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偏移。
传统的课堂设计,目光往往聚焦于知识的传递路径。如何讲清楚一个概念,如何演示一道例题,如何安排练习题。这条路径清晰、稳妥,教师是绝对的主角。学生沿着这条铺好的路走,听懂了每一步,却可能从未学会自己辨认方向,更不用说在没有路的地方开辟一条新途。
真正决定教学成败的,不是那条我们设计得多么精美的“讲解之路”,而是学生在聆听、跟随的过程中,他们自己的思维究竟经历了什么。是简单的记忆与复现,还是经历了观察、分解、重组、概括、迁移等一系列复杂而活跃的思考?课堂的所有设计,最终都应服务于后者——思维的淬炼。
尤其是在数学这门学科上,这一点体现得最为赤裸和残酷。数学不是事实的陈列馆,而是思维的训练场。学生空手走进这个训练场,我们不能仅仅让他们观看我们如何使用精良的武器,然后递给他们一把一模一样的,指望他们在新的战场上能自行发挥。
我们必须设计情景,让他们从拾取最原始的木棍开始,感受重量,尝试挥舞,在笨拙的挥动中,自己领悟发力的诀窍与克敌的关键。
这便是教学设计真正的价值所在:它不单是教学内容的编排顺序,更是思维活动的引导蓝图。好的设计,让学生感觉不到“被设计”,他们只是在探索一个有趣的问题,只是在尝试解决一个眼前的困难,但就在这个看似自然的过程中,他们思维的肌肉得到了定向的、有效的锻炼。
“听懂了”是一个被动的状态。它意味着信息流成功地从一个端口传输到了另一个端口,并且被识别、存储。而“想通了”是一个主动的过程,是思维对接收到的信息进行加工、内化、重建的结果。教学设计,就是要将课堂从“信息传输场”转变为“思维加工厂”。
在这个加工厂里,教师提供的不是成品,而是优质的原材料和关键的工具图纸。以一堂初中数学课为例,讲解“完全平方公式”\((a+b)^2 = a^2 + 2ab + b^2\)。
一种设计是直接给出公式,进行代数推导,然后展示几何图形验证,最后布置大量套用公式的计算题。学生能够“听懂”推导,也能“看懂”图形。
另一种设计,可以从一个具体的问题开始:“一块正方形的土地,边长增加了b米,面积增加了多少?”让学生先用具体数字尝试,再用字母a、b表示边长进行探究。他们可能会列出\((a+b)^2\),也可能会通过图形分割,得到\(a^2 + ab + ab + b^2\)。
教师的作用,不是急于点破,而是组织学生比较不同方法得到的结果,观察其结构。学生会自己发现,两个ab项可以合并。这时,再引导学生思考:这个等式在几何上意味着什么?能否画图来解释?
在第二种设计中,学生经历了“具体感知-符号表达-观察比较-发现规律-几何验证”的完整思维链条。公式不是被“告知”的,而是被“发现”的。更重要的是,他们亲身体验了从具体到抽象,又从代数回到几何的思维来回。
这个过程中锻炼的,是综合(将具体问题转化为数学模型)、比较(不同表达式的异同)、抽象(剥离数字得到一般字母式)、概括(总结出固定关系)的能力。
这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公式教学。在更复杂的课题,如函数性质、几何证明中,这种思维加工的过程就更为重要。教师设计的每一个问题台阶,每一次小组讨论,每一次思路展示,都应是精心布置的思维“脚手架”,帮助学生的思考一步步向上攀登,而非直接用升降机将他们送到山顶。
教学设计如何具体地服务于思维训练?它需要有针对性地创造情境,去触碰和磨练那些关键的思维能力。这些能力,构成了数学乃至一切理性思考的基石。
第一,分析与综合。这是拆解与组装的技艺。面对一个复杂问题,能否像拆解一台精密的钟表一样,看清它是由哪些部分、以何种关系构成的?反过来,面对一堆零散的已知条件,能否想象出它们可能组装成什么样的结论?
在教学中,这意味着我们要设计那些不能一眼看到底的问题。例如,在讲二次函数与一元二次方程关系时,不给出口诀式的结论,而是提供函数\(y=x^2-4x+3\)的图像,和方程\(x^2-4x+3=0\),让学生自己观察图像与x轴的交点,与方程的解有何联系。
他们需要分析图像的特征(交点坐标),分析方程的构成(解的含义),再将两者综合起来,建立对应关系。这个过程,远比记住“方程的解就是函数图像与x轴交点的横坐标”这句话有价值。
第二,比较与抽象。比较是发现之母,抽象是升华之阶。数学中大量的概念和定理,都源于对诸多具体案例共性的提炼。
一堂好的教学设计,会提供一组有内在关联的案例。比如学习“平行四边形判定定理”时,同时给出几组对边分别平行、分别相等、一组对边平行且相等、对角线互相平分的图形案例,让学生分组测量、比较,寻找哪些情况能唯一确定一个平行四边形。
在大量的比较和试错中,那些本质的、决定性的属性(即判定定理)才会浮现出来,被学生抽象为自己的认知。他们记住的将不是书本上黑体字的定理,而是自己通过比较“筛选”出来的黄金法则。
第三,推理的有序与有据。数学思考拒绝跳跃和含糊。思维的敏捷与灵活,必须建立在严格的地基之上。这份严格,就是每一步都有据可依,整体链条清晰有序。
几何证明是训练此能力的绝佳舞台,但设计不当就会沦为格式的模仿。优秀的设计,会从“为什么需要证明”这个元问题开始。可以通过直观上显然正确但实际需要深究的命题(如“三角形的内角和是180°”)引发认知冲突。在证明过程中,教师不应只是展示完美的推导过程,而应暴露思考的线索:我们最终要证明什么?
我们现在有什么?还缺什么?连接这两者,可能用到我们学过的哪些“桥梁”(定理、公理)?让学生习惯这种“执果索因”或“由因导果”的追溯式思考,他们的推理才会变得条理化,每一步落子都心中有谱。
所有这些能力的训练,都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必须让学生暂时“离开”那些公式和图形的具体外壳,去直接面对其背后的关系与结构。这就是所谓的“撇开事物的具体形象,抽取事物的本质属性”。教学设计,就是创设一个又一个让学生有机会、也必须去进行这种“抽取”活动的场景。
当我们如此强调学生思维的主体活动时,教师的位置在哪里?是否意味着教师退居幕后,成为沉默的观察者?绝非如此。过分强调学生的“发现”,可能陷入低效的放任;过分强调教师的“讲授”,又会扼杀思维的主动。这里需要的是一种动态的、精妙的平衡,我称之为“学教并重”的设计哲学。
在这种设计中,教师的主导作用不是减弱了,而是转变了,变得更为高阶和隐蔽。教师从“演讲者”转变为“架构师”和“催化剂”。
首先,教师是思维情境的架构师。所有那些引发分析、比较、抽象的问题情境,都不是自然发生的,而是教师基于对学科知识的深刻理解和对学生认知水平的准确把握,精心构造出来的。设计一个“好问题”,其价值远超过设计一段“好讲解”。这个问题要有挑战性,但跳一跳能够得着;要足够开放,能容纳不同的思考路径;
又要具有明确的指向性,能将学生的思维引向核心概念。
其次,教师是思维进程的催化剂。当学生在思考中陷入僵局时,教师的一个提示、一个反问,可能就能打通关窍。当学生的思考出现偏差时,教师及时的反馈能帮助他们调整方向。当不同的想法碰撞时,教师需要引导他们进行建设性的辩论,比较各自方案的优劣,而不是简单地裁判对错。
这个过程,是教师将自己的学科思维经验,潜移默化地“注入”学生思考过程的过程。
例如,在探究“多边形内角和公式”时,学生可能从三角形内角和出发,想到将多边形分割为三角形。有的学生从一点连接所有顶点,有的学生从内部一点连接所有顶点,有的学生则从边上一点连接其它顶点。教师不必急于给出标准方法,而是让不同方法的学生展示他们的分割策略和推导出的公式。
引导学生观察:这些不同的分割法,得到的公式形式一样吗?为什么本质相同?哪种方法最简洁?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催化了比较、概括和优化策略的思维活动。
这种“学教并重”的设计,最终追求的是一种和谐状态:课堂是学生的思考主场,他们在这里忙碌地观察、实验、争论、建构;而教师则是这个思考场的营造者和守护者,确保思考的秩序、方向与深度。知识技能与创新能力在此同炉淬炼,而那种通过严谨思维逼近真理所获得的理性愉悦,本身也是最健康的情感与价值观的滋养。
数学思维的炼成,没有捷径。它无法通过灌输获得,只能通过一次又一次高质量的思考实践来积淀。这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不能只做知识的搬运工,更要做思维的雕刻师。每一次备课,我们问自己的不应仅仅是“我要讲什么”,更应是“我的学生将在此思考什么,以及我将如何帮助他们更好地思考”。
当我们把教学设计的重心,真正转移到学生的思维轨迹上时,课堂的生命力,才会真正绽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