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合伙人》的文化解读

《中国合伙人》2013年5月17日在内地公映，上映后引发观影热潮，在一个月时间里票房突破5亿，成为上半年的票房黑马。这也是香港导演陈可辛转战大陆后拍片后收获的票房之最，标志着他在商业运作和内容接地气两方面均取得成功。监制出身的陈导在挖掘市场热点和观众兴趣方面一直拿捏很准，这次影片以新东方教育集团的创业故事为蓝本，讲述了改革开放初期三个朋友合伙创办英语学校，历经波折最终在美国上市的励志故事。陈可辛坦言，这个故事里有他想要的全部主题：怀旧、成长、童真失落、创业、美国梦。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在经济领域的成功不仅得到世界的公认，也造就了大批的商业精英、成功人士，改革的红利也不同程度惠及到普罗大众，物质的丰裕总是带来精神文化欲求的勃兴。这个时代的人们，尤其是走进影院消费的人们，他们需要什么？什么样的影像最能打动他们？什么样的文化表述和心理诉求最吻合他们？《中国合伙人》给出了自己的回答，本文试对此进行解读。 

一，消费语境和怀旧情结 消费主义是当前社会的普遍语境，从我们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广告、铺天盖地的商品就可以体会到。在物质充裕以至过剩的时代，没有什么比消费更为重要，人们在消费中得到肉体和精神的狂欢，并确认自我存在的价值。消费时代的一切元素，无论是商业的、政治的、文化的还是情感的，都可以被贴上标签，凸显人们所喜欢的特质，遮蔽非娱乐性的层面，摇身变为商品，等待着被消费。 

1，怀旧是这个时代讲述故事的方式。 在提到影片呈现的年代风貌时，导演陈可辛说:“我越来越多地听到不同年龄段的朋友讲起大家特别向往上世纪80年代。后来我了解到，大家之所以这么怀念那个时代，是因为它是改革开放最初期，它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可能；到了90年代，大家把这个希望具化为经济发展，改革开放具体到了经济体制的改革；2000年之后，IPO、上市企业等概念便蜂拥而至。”

【1】   八十年代从文革的废墟中走来，在经济政治尤其是思想文化方面都破冰而发，那是个经历艰难复苏梦想的年代，是个从无到有的年代，是个充满无限可能的年代。到了新世纪，改革取得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深化的困难，既有规则的巩固也意味着对新生力量的束缚，对比过去的八九十年代，今天的成功人士缅怀曾经的青春和理想，普通大众怀想那遥不可及的黄金岁月。如戴锦华所言：“重要的不是故事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故事的年代。”在2013年讲述改革开放初期的宏大故事，势必要镀上一层从新世纪回望的色彩：怀旧。怀旧呈现的不仅是个体/集体成长的片断，也是往日情感的复活，今日失落情绪的安置所。走过八九十年代艰辛的人们在品尝事业成功的同时，也迫切想缅怀昔日的奋斗岁月。恰如餐桌上吃腻了大鱼大肉偶尔来点清口小菜，怀旧的重点在于忆苦思甜调剂口味，怀旧从来不是把过去的艰难如实拿出来分享，因为艰难本身不具备美感，美是消费时代影像的一大特点；怀旧也不是简单拿来过去的成长为今人励志，因为每一个成功都不可复制，不可复制的也就不具备大批量生产的可能。怀旧是今天人们创造出的伪语境，“让脱离生活、毫无关联的信息获得一种表面的用处。但伪语境所能提供的不是行动，或解决问题的方法，或变化。这种信息剩下的唯一用处和我们的生活也没有真正的联系。当然，这种唯一的用处就是它的娱乐功能。”

【2】 2，视听语言营造怀旧感，怀旧遮蔽真实苦难、实现情感消费。 就视觉元素而言，主人公们从青涩学生装束到西装革履，座驾从自行车到奥迪汽车，住所从逼仄的宿舍到豪华的别墅。在八十年代末的北京大街上，我们看到使用大哥大谈生意的商人，搭讪着兑换美元的倒爷，叫卖声不绝的小贩，灯光昏黄的电话间，看到九十年代逐步退出黄金地段的书店，入驻中国的肯德基餐厅，倒闭闲置的国企厂房，中国申奥的标语，《英雄本色》的电影片段，这些视觉元素严格按照那个年代的样式来安排，只是格调处理成或暖或冷或明或暗的心理色调，在叙事的同时，以色彩调动观众的情感想象，与影片讲述达成认同。同时，影片在重要的时间节点都打出字幕进行标识，比如“1988”、“1992北京前门”、“1993波士顿”、“1994回国”、“1999纽约机场”等，这些片断的挑选显然具有倾向性和排他性，这就是对个人成长历程的凸显，通过对成长环境的一再强调来淡化个人具体的艰难奋斗史。因为真实的艰难是留着血与泪的，是非娱乐的，而怀旧就是在血与泪之上蒙一层面纱，看不真切但足够美好。另外，三个男主人公从校园走向社会，经历人生迷茫，创业波折，最终走向成功，这样的人生经验不是属于普通大众的，但又是普通大众所梦想的，在电影这个梦工厂里，导演成功揣摩受众的心理诉求并给予慰藉，把少数精英的成功体验放大到屏幕上，并告诉大家“他们的故事，也可能是你的故事。”，以少数个体的成功经验遮蔽了大多数人失败的集体经验，以一部电影的时间置换成功的漫长艰辛。影片背景音乐的使用也是一大亮点。为了精确描述大陆的社会氛围，营造真实的年代感，导演用了大量带有年代记忆的歌曲来推动影片叙事。电影第一个镜头是三位男主走进体育馆，里面的学生欢呼鼓掌，这时出现的是唐朝乐队演唱的《国际歌》，气势昂扬；然后三人踏入校园，插入崔健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当成冬青和苏梅第一次接吻时，崔健的《花房姑娘》适时唱起，渲染得画面令人心动；苏芮的《一样的月光》也频频出现在片中，尤其是那句“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的歌词，和电影主题相当贴近；Beyond的歌曲《海阔天空》也在片中出现。这些歌曲都是八九十年代人们的集体记忆，可以说陈可辛导演准确把握了现代人的怀旧与失落心态，通过对音乐的借用，勾起了人们对昨日的怀想和情感再体验，而情感体验又被置换为情感消费。消费主义最注重的是娱乐功能，所以“影片并没有真正触摸到更广层面上的大多数以及更深层面的复杂人性，而仅仅满足于这种情感召唤所能带来的消费效应”。

【3】 二，以梦想为资本加冕；借他者为自我正名 影片中多次提到“梦想”，主人公们创办的公司名字叫“新梦想”，而电影的英文名称是《American Dreams in China》,翻译过来是“发生在中国的美国梦”。说到这就要提一下导演陈可辛的拍摄初衷。陈可辛坦言，多年来他一直想拍一部反映中国改革开放历史的电影，为此他不断寻找故事和题材，但是没有找到合适的载体，直到韩三平把徐小平写的关于新东方教育集团创业的剧本给他。陈可辛发现这个故事的时间跨度刚好吻合改革开放，故事的可看性很强，并且包含了他想要表达的主题，于是他主动要求执导该片。“这个故事吸引我的原因是：第一，它囊括了3个人物，他们分别代表了不同的价值观；第二，英语教学这个元素对于一部电影来说是非常有趣的；第三点，也是最吸引我的一点，这个故事可以直接反映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们所面临的冲击，而这个冲击的核心就在于中国传统价值观与西方价值观的碰撞。”

【4】1，资本力量促成梦想实现，梦想在于赢回失落的尊严。2013年中国年度关键词中，居于首位的是“中国梦”，所谓中国梦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如果说“中国梦”产生于官方词汇，在表述上侧重于国家民族的宏大表述，那么《中国合伙人》侧重表达的则是个人梦想。影片中出现频率最多的两个关键词是“梦想”和“美国”。三位男主角在大学时代的梦想是“去美国”，最终孟晓骏成功赴美，成冬青被拒签，王阳选择留在国内。孟晓骏在美国找不到施展才华的平台，黯然回国；而此时成冬青已被学校开除教职，和王阳办了个英语培训学校，专门辅导学生“去美国”留学。孟晓骏回国后，给这个培训学校命名为“新梦想”，三人合力把学校推上发展的快车道。虽然新梦想是国内最大的教育集团，但是孟晓骏的梦想不止于此，他力推让新梦想在美国上市，成为中国第一支教育产业股，这个计划几经搁置，最终借三人赴美和EES谈判之机得以完成。新梦想上市，市值30亿美金，在庞大中国版权市场的利益面前EES和新梦想的纠纷也圆满解决，此时三位男主角的梦想终于书写清晰：赢回尊严——以孟晓骏的名义在他昔日当助教喂小白鼠的地方捐赠了一座实验室，实验室工作人员向他致谢。不知从何时起，中国人的梦想总是和民族尊严、国家荣辱相关，虽然改革开放后国家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大国崛起的自信呼之欲出，但是从近代史裹挟至今的弱国心态仍然存留，就个人而言，梦想是去西方学习，获得西方人的认可；就企业而言，梦想是做大做强，到美国上市，获得西方的承认。诚然，影片倡导的学习强者、重塑尊严的精神无可非议，但衡量强大与否的标准和捍卫尊严的方式却是有待商榷的。陈导在电影中用个人捐款换得美国人致谢、用企业上市换得美国人合作，以这样的方式来完成影片中西价值和身份冲突的和解。影片以八十年代“改变自己、改变世界”的梦想主义开篇，以“下海、办学校” 的无奈创业承接，继而主人公们得意于事业发展，最后结束于公司上市、对资本进行膜拜。

陈导给了资本一个华丽的加冕，那就是资本捍卫了梦想。80年代的孟晓骏即便拥有国内一流大学的教育背景，认可美国文化和价值观，但在美国仍然得不到尊重和发展。90年代的孟晓骏是新梦想公司的代表，去美国和EES谈判，但是对方不把这个小公司的代表放在眼里。新世纪的孟晓骏和他的朋友之所以能和美国人平等对话，因为他们的公司要上市了，是脚下的金元抬高了主人公们的位置。

 2，弱者心态的中国式解决之道：寻求他者认同或者击败他者。 影片中有一段，讲述1999年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轰炸后激愤的民众围攻新梦想学校，大喊“打到走狗学校”等口号，校长成冬青为维护学校利益，跳出来与人群对峙，喊道：“你们跟30年前有什么区别？中国人打中国人，懦夫，蛮横，去向那个打你的人去学习，直到你变得比他更强！”成冬青的话里点名了两个要点：学习，变强。自近代史以来，中国有识之士就在向西方学习，从清政府时期“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器物学习，到中华民国建立资本主义共和制的制度学习，再到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技术、文化、体制、思想等多层面的学习，可以说这是一段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历史，目的在于使自己变强。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在某种层面上，可以被表述为学生与老师的关系、弱者与强者的关系，国家层面的角色隐喻不可避免会投射个人层面，个体的弱者心态积习已久，无怪乎影片和现实中有大量的中国人想要“去美国”。如波伏娃所言，并不是他者在将本身界定为他者的过程中确立了此者,而是此者在把本身界定为此者的过程中树立了他者。成冬青出身贫寒的农民家庭，见识和学识都远不及出身精英知识分子家庭的孟晓骏，所以在学校里成冬青以孟晓骏为精神导师，当签证官问他“你的偶像是谁”时，他回答“孟晓骏”。他的梦想是成为孟晓骏那样的人。而孟晓骏的梦想是去美国，不回来了，言下之意成为美国人。

如果说孟晓骏的美国梦破碎在于他不被美国社会认可，才华无以施展，那么导演陈可辛无法代西方他者表态，只能选择在影像上击败美国，给国人以想象中的宣泄和满足。电影的原型是改革开放时代的创业传奇，但剧本为了增加戏剧性进行了大量虚构，三个性格迥异的男主人公设置便是其中之一。成冬青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代表（土鳖），孟晓骏是西方价值观的代表（海归），王阳是八十年代艺术气质的代表（愤青），三个不同价值观的人合伙开公司必然走向分裂，为了使自家兄弟和解并让影片有大格局，导演设置了更强大的外部敌人：美国EES的诉讼。最终兄弟同心，完败美方，民族情绪得到释放。可惜导演选择的和解方式与过去无异，仍是停留在“霍元甲、叶问、黄飞鸿时代的终极解决方式：跟洋人打一场擂台，战胜了洋人，获得意淫式的虚幻满足”。（见《当代电影》，田卉群《<中国合伙人>：传统/现代？东方/西方？》）   兄弟和解的关键被导演处理成帮兄弟赢回尊严，在这一动作中，隐含的是自我与他者的较量、东西方价值的对话，也是商业社会中资本力量的角逐。新梦想的励志故事是影片中梦想的载体，在现实生活中梦想的内涵和实现途径要复杂得多。任何称之为梦想的东西，都必然包含着精神和文化的维度。影片虽然对梦想做出了一点回答，但“仅仅依靠成东青在‘抄袭’谈判中的慷慨陈词、孟晓骏‘演讲恐惧症’的深层心理诱因、王阳为了朋友情谊辛辛苦苦地‘和稀泥’，仅仅依靠他们最后决定上市‘追求的不是成功，而是自己的尊严’，显然都无法让观众感受到“民族崛起”或者“理想万岁”的震撼。”

【5】  结语：陈可辛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有意把残酷的故事拍成了正能量的青春励片。“坚持、理想，我一把年纪，还相信这些，就是傻瓜。对很多人这是一个治疗，但对我没用了，我已经活得太精了。但有人需要励志的。”无论是影片里美国梦的破碎，还是中国梦的振奋，走出电影院后影像不再，而生活将继续。商业时代，只有成功者才有怀旧的权利，对普通人而言不过是在影院消费的一场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