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地孩子在北京就学要面对“三难”

　　数据表明，近三年出生的“金猪宝宝”、“奥运宝宝”共46万人，其中户籍人口占49%，非户籍人口占51%。由此而产生的外地孩子入托难、入学难、高考难成为外地孩子在北京的“三大难”。

　　■个例 

　　由于今年上学的小孩人数较少，同时怕明年“捐资助学费”高涨，张立海(化名)希望能在今年给孩子报名上学。但不巧的是，孩子年龄差2个月满6岁。他托人问了附近的后南仓小学、官园小学等，希望能通融一下，但答复都是不行。

　　孩子户口回原籍

　　1997年从山东师范大学毕业后，张立海应聘到《大众日报》当记者，5年后成为编辑。妻子在一所小学教书，两人每月总收入7000多元，单位免费提供一套住房。张立海对那时生活的评价是“舒服”：房子就在单位院里，没有交通费；平时吃饭有食堂，也不用花太多钱。 

　　如果生活一切如常，凭借他的能力，现在至少会在济南拥有两套房产、一辆私家车，建立起自己的关系网，成为所谓的“中产阶层”。2002年，妻子考上清华大学的第二学位，张立海毫不犹豫地辞掉《大众日报》的工作投奔北京。他当时觉得，妻子毕业后找一家单位工作落户“应该不会太难”。 

　　到北京的第二年，儿子突然降生，此时距离妻子毕业还有一年。嗷嗷待哺的孩子让妻子无暇顾及找工作，在应届生身份的时候错过了落户机会，而孩子户口只能随父亲落在济南。

　　想上学先交助学费

　　张立海和妻子在通州也买了房。今年孩子该上小学了，他辗转打听了周围几所比较好的学校，有家长告诉他，今年缴纳的“捐资助学费”从6000元到12000元不等。如果不交“捐资助学费”，学校会答复说：对不起，我们这里招满了。这一点，大家都心知肚明。不交赞助费的孩子只能上“片儿”内的小学，而这些小学远远达不到家长的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48条规定：国家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向义务教育捐赠，鼓励按照国家有关基金会管理的规定设立义务教育基金。这条规定现在成了学校向非户籍学生强性收取“捐资助学费”的“合法依据”。一位家长说，学校今年在招收外地学生时，会给家长写条子，让他们凭条“自愿”到区教委交纳“捐资助学费”，交钱后，区教委给开捐款收据。学生凭收据办理入学手续。

　　“北京绿卡”不等于户口

　　2003年4月，北京市人事局公布了《关于实施北京市工作居住证制度的若干意见》。《意见》规定，持有《北京市工作居住证》的人，可不再办理户口《暂住证》，并在购房、子女入托、入中小学等方面享受北京市市民待遇。 

　　以上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真正具有吸引力的是第七条：持《工作居住证》满3年的，经聘用单位考核推荐，根据其能力、业绩情况，对于符合年度人才开发目录要求的，可申请办理人才引进手续。《北京市工作居住证》因此被形象地称为“北京绿卡”。2005年，张立海通过单位办了一张“北京市工作居住证”，他和大多数人一样，满怀希望地期待着三年后可以成为名副其实的“北京人”。但是，《意见》颁布三年之后，持有“绿卡”的人们发现，政府没有下一步的举动了。 

　　今年2月23日，上海市政府发布《持有〈上海市居住证〉人员申办本市常住户口试行办法》，规定符合条件的来沪创业、就业人员均可通过申请获得上海户籍。而对于“北京绿卡”的持有者，目前北京人事部门并未考虑出台让其申办北京市常住户口的政策。市人事局副局长透露，由于北京人力资源等独特状况所决定，北京市与上海市并不具有直接可比性。现在北京人事部门并未研究这一问题，也不会将这一问题作为当前的工作重点。一位曾承办此事的网友说，“绿卡”转户口“基本上不可能”。该网友称，因为现在北京要控制城市人口，而且有个引进目录的限制，所以一年也就100人左右的指标，“那都是高精尖级的。”去年，张立海的“绿卡”到期，但因为种种原因，无法续签。“绿卡”转户口就这样不了了之。 

　　同样是因为绿卡，2007年底，45岁的周靖向东城区人民法院状告北京市人事局，要求人事局落实对绿卡持有人的承诺，以便在北京上学的女儿能够参加高考。海南户籍的女儿无法在北京报名高考，而因学籍在京，她也已无法满足海南的报名条件。法院迟迟未予立案。

　　压力沉重日子不轻松

　　户籍制度的种种弊端历数了许多年，改革呼声也不断，张立海曾经乐观地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现行户籍制度应该会改革，“说不定到孩子高考的时候就不受限制了呢。”但现在，一提到教育，他就苦笑，“天天在发愁。” 

　　他不止一次地回忆起在济南的日子，坐落于泺源大街的新闻大厦、在14层办公室的开阔视野、大明湖荷花荡漾的风景……“有一次我做完版回去睡觉了，突然觉得某个地方不太妥当，然后又起床去办公室改，也就两分钟的事。”现在每天从通州挤地铁到单位，来回近三个小时，“如果不(从山东)出来的话，我儿子现在应该上山师附小了。” 

　　北京市统计局3月发布的去年本市职工平均工资数据显示，去年本市职工的年平均工资为44715元，张立海和妻子的工资都远高于这个数字，但沉重的经济压力让日子过得并不轻松。因为公办幼儿园已经招满，儿子上了小区内的私立幼儿园，一年花费两三万元，加上游泳、钢琴等兴趣班，小家伙每月开支就达三四千元。姥姥和姥爷从老家搬来后，照顾老人的重担也落在夫妻俩身上。 

　　有一次张立海和同事聊天，当听说对方买件衣服都几百上千的价格，他很惊讶，“为什么我买的衣服才几十元钱？”张立海说，自己穿的大部分衣服都是7年前在济南工作时单位发的，更多时候会在地摊买，妻子也不太购置新衣，“能省就省点吧。”偶尔有个头疼脑热的小病，张立海和妻子都不吃药，硬扛着。家里的钱全都存下来，留给孩子上学。还要备着，给家里的老人看病。 

　　张立海的工作属于“昼伏夜出”，每天晚上结束工作，他都坐120路到永安里，然后步行至国贸坐668路回家。但一旦超过12点，他就会错过末班车。这种时候只能花20元钱打车到国贸，再打车回通州。这样回一趟家就要花掉40多元钱。 

　　张立海算了算，就是这样精打细算，每个月光交通费也要600-700元。即使每天这样在路上花费两小时车程，在北京7年，张立海没敢想过买车，“以后给孩子花钱的地方多着呢。”

　　高考还是出国难抉择

　　如果国家的户口政策不变，摆在他面前的路只有两条：第一，孩子在北京上完中学回济南参加高考；第二，出国。按照相关规定，非北京户籍的孩子可以在北京读小学、初中、高中，也同样享受义务教育的权利，无须交任何费用，但不能在北京报考大学——高中毕业必须回户口所在地参加高考。 

　　张立海的一对邻居是河南人，孩子在通州潞河中学上完初中后，就被父母转到燕郊去上高中，据说夫妻俩找关系把孩子户口落到了河北。因为燕郊离通州近，户口落到河北，既方便了父母照顾孩子，还能就近考学。张立海理解这种应对方式，但依然愤愤不平，“他们是在为北京做贡献，为什么要被迫到河北去？” 

　　跟前者情况相似，张立海和妻子是山东菏泽人，老家没有直系亲属，在济南也没有亲戚，让孩子一人回山东上学根本不可能。如果6年后回去高考，孩子面临的困难重重：除了必须重新适应陌生环境、离开父母独自生活，还包括两地的教材不一样，学习重点不一样，甚至考试的内容和题型也不一样。况且山东又是出名的高分大省，孩子高考成功的难度可想而知。有网友戏称这是“另类高考移民”，一般的高考移民都是从高分地区想方设法转到低分地区去，而他们却不得不在低分地区念书，到高分地区去参加高考，去一个陌生且竞争更惨烈的环境。 

　　如果选择第二条路——出国，必须从现在就开始准备。首先，要到市里给孩子找相应的学校和老师，其次，出国需要很大一笔花费。“我们现在也担心，就挣这么点工资，哪有钱供他出国啊？”况且父母担忧，送一个从没独立生活过的孩子出国，也要冒很大风险。 

　　他们已经在北京工作生活了7年，全家在北京缴纳的个人所得税每年近3万元，7年下来约二十万元。“我们对北京的贡献一点不比拥有北京户口的人少。孩子在这里出生，在这里成长，但他为什么一生下来就被打上了外来户的标签？不能拥有一个平等地接受教育的权利呢？”

　　■专家说法

　　北京可学上海小众改革

　　夏学銮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上海的户籍新政策，从严格意义来说，只能算是对人才引进制度的变革。因为它只针对急需人才，不是谁想进来就能进来，不是对所有人都开放。新政有一些严格的条件，学历水平、专业等还是重要的因素。因此，并不是所有外来务工人员都能享受到在上海落户的好处。上海的尝试只能算是一次“小众改革”。 

　　现有户籍制度确实导致一些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均，但北京的人口和资源压力远远高于其他城市，限于人力资源现状和社会资源状况等条件，放开户籍制度的做法不太现实。北京其实可以向上海学习，进行“小众改革”，对急需人才的引进可以开一点口，现在一点口都不开，会让人看不到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