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对外汉语教学近半年，深深感觉到这门学科的深奥。站在教学的角度，它面对的是不一样的学生群体；站在学科的角度，它还包括与教学中各个环节密切相关的学术研究；站在工作的角度，我认为它是一项兼具文化发展与文化传播的光荣事业。
然而正是因为这门学科的复杂与深奥，我也有许多困惑。

一：教学是以实践为主的操作过程，其理论研究和方法指导，怎样在实践中保持有效性和实用性呢？

简单来说，就是我们研究学习的“教学方法”，在真正的课堂上作用几何？虽然每个对外汉语教师都经过严格的知识学习和实践培训，也需要取得高质量的资格证才能上岗，但在课堂上学习的那些教学原则和方法，如何应用到教学中？面对一群具有多元背景和独立思考精神、又问题多多的学生，理论知识能派上用场吗？手忙脚乱的时候，又如何按照设计好的思路继续教学呢？比如从古至今的不同教学流派，论述起来似乎各有所长，不尽相同，但在实际教学中能把那些方法分开吗？直接法、听说法、视听法、认知法、 自觉实践法、交际法等等，这些理论的方法流派在课堂上是否还会泾渭分明？难道要严格规定一节课中的教学要素比例？我认为没有一个方法能独立产生作用，或许最好的方法应是“混合法”，即博采众长，多管齐下。

二：一个对外汉语教师应该以研究为主还是教学为主？

恕我直言，当下许多“文化名人”都在大学里担任教授（或名誉教授、客座教授等）职务，他们确实有实力，也有成就，在专业领域是一把好手，但往往忙于理论的研究和推出，一本本地出书，一场场地演讲，真正花在教学上的时间很少。我认为教学实践和教学研究是分不开的，但人有专攻，想要二者兼顾，既当专家学者又做教学好手，这是很难的，最基本的问题就是没有时间。前几天的文学史课上我们观看了一集采访余秋雨老师的《艺术人生》，这位文化界名人、作家、行者、商人，谈到自己在做上戏院长的那段时间完全不做文章不研究学术，用的形容词竟然是“很开心”，连主持人都惊讶了，这样一个有名的学者，又在专业领域有一定的建树，于情于理都不该完全抛弃本职，将角色转换得这么彻底。然而余秋雨老师很诚恳地说，他不是能够一心二用的人，一个时期只能做一件事，而且要做就做好。我很赞同这句话，无论智者愚人，面对任何一项事业都应该存有敬畏之心，以谦卑谨慎的心态，认真对待。或者说，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根本原因就在此。整天忙得没有空见学生的老师，即使满腹经纶名动天下，依然不是一个好老师。我提出这个问题，也和中国目前的国情有关，在当前制度下，老师们的“学术成果”成了衡量工作能力的重要指标，和太多利益直接挂钩，导致许多老师忙于发表论文、申请研究成果，在教学方面却没有足够的反思和提高（据我了解，在国外，学者们往往并不屑于除了教师之外的其他头衔，不像中国教师这样热衷于政治或商业，许多“有个性”的教师会直接拒绝领导升官加爵的好意，心满意足地做一名小小教书匠）。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一名教师怎样区别追求名利（也许也是很无奈地，为了自身地位和经济利益）和真正奉献于教学本身？研究的目的到底是发表还是应用？显然这是不能模糊处理的，因为动机不同，方向和效果也不同。尤其当对外汉语教学在国内还是一门较新的学科，可挖掘的点比较多，为了研究而研究的人也多，并不见得就是教学本身（指实践环节）的进步发展。

三：语言的变化

季羡林老先生在一篇关于语言教学的文章中谈到，语言是在不断变化的，不同时期的社会文化主流、社会事件和现象都影响着一门语言的发展，教授外语的老师应该时刻注意自己所教语言的变化，更新自己的知识储备。对外汉语教学是教育事业，也是一项具有文化传播意义的事业，所以我认为，对外汉语教师不仅应该关注汉语变化、具备一定国学知识，还应该基本了解不同外语的变化，甚至外国的文化背景、政治、经济时局，这样既有助于教学本身的进步，也有利于这门学科的发展，文化的传播。